没有理想的说者一听者，也根本没有同质的语言社群”(ATP：7)。这里，德勒兹和加塔利强调了语言的多元可能性。他看到了语言的非惯例性和非共通性，认为把语言视为根茎可以更为有效地解释其不确定性。对语言的克分子式运用把变量完全固定化了，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母语，只有政治多样性内部的一种被支配性语言所操控着的力量”(ATP：7)。截然不同的是，“根茎式的方法……只凭借把语言去中心化到别的维度和语域上，就能分析语言”(ATP：8)。德勒兹和加塔利因此写到，他们放弃了那种作为狭隘的、可预见的限制和法则体系的语言观。
德勒兹把艺术家视为为了创造新的意义和联系，而在对社会(语言的、表现的)空间进行创造性和非常规性运用的领域中工作的人。德勒兹尤其迷恋于作家，以及他们通过形式和内容而创造的新联系和陌生的新表达。他非常喜欢美国作家，因为“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一切重要的事物都经过了美国的根茎：垮掉的一代、地下组织、闭伙和黑帮，与某个外部直接相连的接续的衍生的支系”(ATP：19)。例如，赫尔曼·梅尔维尔(Hernan Melville)²的巴托比这个人物形象总是重复“我宁愿不”这个短语，对于德勒兹来说，这似乎是神秘莫测的。正如德勒兹引用梅尔维尔的话：“一个憔悴、苍白的男人说出这句话，令每个人都为之疯狂”（ECC：68)。德勒兹说，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奇怪的结构：在语法和句法上它是正确的，但又突兀地以“not to”结束，从而使得它所要抗拒的东西变得捉摸不定。它“赋予了句子以一种极端的品质，一种极限-功能(limit-function)”(ECC：68)。这种语言奇特性的效果是挑战了语言的惯常性使用和社会法则。德勒兹写道，“被温软的、柔滑的和有耐性的声音娓娓道出，形成了一个含混不清的闭块，一片独一无二的广袤区域，它达到了一种不可饶恕的状态。就这些方面而言，它像一个不合语法(agrammatical)的句子一样，拥有同样的力量，扮演着同样的角色”(ECC：68)。这样“一种极限，一种张量(tensor)”标志着一个点，语言在这个点上口吃了，并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自在地断绝了老一套的结构和惯常的理解。德勒兹展示了巴托比每次说这句话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巴托比陷入一种恍惚，人们似乎听到了不可言说(theUnspcakable）和不可避免（theUnstoppable)”(ECC：70)。巴托比说完这句话依然保持沉默，“仿佛他已经说完了一切，同时也已经把语言耗费干净了”（ECC：70)。巴托比的确把语言耗费殆尽—在这种语言中，他作为一个抄写员、一个男人、一个公民发挥着他的作用—而且揭示了他所能生成之物的不可言说的无限性，“作为存在而存在，别无其他”(ECC：71)。他表现了一种“超越否定的否定性”(ECC：71)，或一种具有肯定性尺度的否定：他再也不能用老一套的范畴类别来理解了，因为他已经使自己变成了无意义。
11 风格，口吃
209
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