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独自待在她的宾馆房间里，正在用电话交谈，几乎控制不住眼泪，她的声音受到了情感的激动]：这里很好，真的很好……嗯，我不知道……我今天去过神社了，嗯，那里有很多僧侣，他们在诵经。但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从她的脸上擦去泪痕]，你懂的，我甚至不知道我还尝试了插花，[摆手以示否定]，约翰[她的丈夫正在用这些护发产品，我真的不知道我嫁给了谁。
夏洛特试图把感受转化成语言，但没能通过电话把这一危机传达给她的朋友，朋友似乎也在全神贯注地应对着夏洛特的情感表现。
然而，观众对此表示同情，因为有之前已经向我们说明了她的思想的相关影像：有一个具有锋刃派色彩的关于树的镜头，这棵树上绑着白色的绳结标记；还有一个与城市风光的轻松相对立的孤独的人物形象—这些都是其他思想、其他生活、其他欲望、其他轨迹的预兆。正如德勒兹指出的，“记忆就是声音，它对自己言说、诉说或耳语，详细叙述发生过的事情”(C2：52)。通过问忆，观众可以将她的身份连同被赋予在屏幕上的她的人物声音提示，一起视觉化；夏洛特在“电影中的在场”（cinematographical presence）以及“光辉”(luminosity)(C2：201)是通过使用手持摄像机的人物视角拍摄法(观众通过她来观看，有的时候，一种摇晃的、缓慢的方式聚焦于眼部)而获得的，影片把它们和夏洛特周围世界精准对焦的影像编辑在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夏洛特的在场被识别出来了，我们观众以及夏洛特的世界中的其他实体(尤其是鲍勃)以某种方式来想象其生活地形学，而夏洛特之被识别，所依赖的恰是她的存在对这种想象方式的影响。
在《柏格森主义》中，德勒兹描述了作为回忆或识别的直觉的过程——这是电影的意义运动中一项重要的因素(C2：第三章)。德勒兹对柏格森的理解是恰当的，因为大多数艺术家(电影导演、视觉艺术家、有创造性的作家)都是靠直觉(intuitively)来工作，并以其个人化的方案为基础。识别以及艺术家—他们懂得那些从自身实践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维度中形成的、具有生产性的联系——的自我承认和相互承认允许差异——实践和对影像的解释性语言(直觉、数据、记忆)之间的差异—去生产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寻找的东西(B：103)。识别通过复杂的过程产生，而且也不只是在屏幕上观看影像。相反，这个影像必须包含思想的诸般过程，而影像在这些过程中则具有情感性、动作性和感觉性。正如德勒兹所写的，“在这个世界中，有些东西迫使我们去思考。这个东西并非识别的对象而是基本的相遇(encounter)对象……它不是某种性质而是一个符号”(DR：139-40)。通过许多对其面部的特写镜头，观众和鲍勃把夏洛特的故事视为一个可识别的实体：一个可识别的图像-相遇-事件，它存在于这个城市的并不明确的表面和空间之中(参见C1：109-10)。她所表现的是哪一类与环境有关的符号呢？鲍勃通过“联想”又在她的微笑中识别出了什么呢？（ES：103)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就像德勒兹所做的那样——根据他对休谟的柏格森式解读，“主体是在既定事实中构成的”(ES：104)，而鲍勃立刻从夏洛特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奇迹(在connaissance这个意义上的“看到”，同时指认识[knowledge]和识别[recognition]）(B：14)。根据德勒兹的思想，对事物的识别可以被这样总结：“直觉就是对差异的享受(jouissance)”(DI：33,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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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