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拉康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ElizabethRoudinesco)(1997:52-6)所做的那样，思考一下拉康本人和斯宾诺莎那充满激情和特异反应的相遇，将会是非常有趣的。在拉康少年时代的卧室墙壁上，布满了图表和带颜色的箭头，它们记录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灵活多变的结构，而拉康论文的题辞则是引自《伦理学》第三部分的话(命题57)—只要一个个体的本质与那一个个体的本质不同，那么这一个个体的情动与那一个个体的情动便不相同。正如卢迪内斯库指出的那样，对于拉康而言，主要的问题是，1930年代初，当他最早阅读斯宾诺莎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在《伦理学》中(特别是在他引用的论文的题辞中），斯宾诺莎使用了affectus和 affectio这两个词来指称情动(affect)。法文译者夏尔·阿普恩(Charles Apphun)很不幸地使这两个词都成了“情感”(affcction)，从而摧毁了斯宾诺莎在“一个身体影响另一个身体或被另一个身体影响的状态”(情状[affectio])和“身体通过其行动能力而产生的持续的、有强度的变化（增加一减少）”（情动[affcctus])之间所作的关键性区分。由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源自于后一种(作为情动[affectus]的)情动模式，这是一种开放的主体性维度—一种活跃的强度，同时又是中立的，或非个人性的(一种亲密的外在性)—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拉康的工作无法给予解释。
卢迪内斯库评论道，拉康花了“20年时间”（如果1953—1954年研讨班是一种标志的话，那就可能比20年还要长！）才开始用“他对整个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论修正主义”来调整斯宾诺莎的情动概念(Roudinesco1997：55)。但是，即便如此，在《反俄狄浦斯》出版的几个月后，拉康还邀请德勒兹到他的住所，让德勒兹成为他的信徒(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告诉朋友们德勒兹和加塔利剽窃了他的研讨班，更过分的是他们剽窃了他的“欲望机器”这一观念( R oudinesco 1997: 348)。
14 从情状到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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