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应这个任务，尼采宣称他将了结这份债务，支持一种完全不同的责任，或者我们所说的友谊。正如德勒兹所言，尼采使朋友(philos)成为“诉求于智慧的人，但是诉求的方式和人们诉求于伪装—离了这伪装，人便无法存活—的方式如出一辙，他是将智慧用于新颖、怪异和危险目的的人，而这些目的根本算不得明智”(NP：6)。尼采把这种不明智的智慧(unwise wisdom)回溯到恶魔的本能，这种本能在他童年时期第一次拜访了他，那时他开始经历那些价值—其源头存在于世界的背后—存在中的超自然性忧虑，更准确地说是犹疑不定[Bedenklichkeit]。这个恶魔，他写道，“过早地进入了我的生活，如此地不邀而至，如此地不可抗拒，它与我的环境、年龄、惯例、血统[Herkunft]—我几乎有权把它称为我的“先验性”(a priori)—十分矛盾”(1969：1， §3,译文有改动)。当我们回忆尼采早期对苏格拉底的批判时，这种冲动的独特性极大地触动了我们，人所共知，正是苏格拉底宣称自己被恶魔般的本能，一种内心声音所占据，它介人其中，以便预先阻止不明智的行动。但是，尼采说，如果苏格拉底把这种本能引入思想之中，那他这么做就只是为了肃清哲学的悲剧-神秘精神(tragic-orphicspirit)，肃清它的狄俄尼索斯式逃逸，从而把哲学打发给理性的压抑。苏格拉底使本能成为批判的才能，使意识成为造成自身阳痿的可悲力量：一个“畸形的怪胎！”(a monstrosity per defectum)(Nietzsche 1967: § 13)。
相反，尼采的恶魔把这种可悲的唯心主义变成了一种肯定的本能和快乐的激情。德勒兹在写尼采时说，“哲学的用处是使人悲伤”，但是即便最具悲剧性的伤痛也已经具有内在的欢乐，因为它把我们从迄今为止的神秘化的源泉中解放了出来(NP：106)。尼采从不热衷于更高的价值，在面对一切价值时，他的恶魔以无法平息的怀疑行动着。他唯一的先验性(a priori)就是不信任先验性(apriori)；哲学家不情愿怀疑特定的价值，这就产生了一种相互抵消的倾向，即对一切价值的不信任，不管这价值是名副其实还是名不副实。对于德勒兹来说，德勒兹写道，“如果价值不被视为需要刺穿的容器，需要打碎的雕像以便找出它们所容之物，那么价值观念失去一切意义，无论它是最神圣的还是最平凡的”(NP：55)。毕竟，是什么赋予价值以价值性呢？价值背后有什么东西吗？我们所说的“好价值”来源于最卑劣的本能吗？“赋予了那些美好而光荣的事物以价值[Werth]的一切，都和那看起来像是它们的邪恶对立面的东西有牵连，有联系或羁绊，这是很有可能的”，尼采写道：“或许它们本质上就是一样的。很有可能！”(1989：Ⅰ，§2)。尼采圆满完成了这次以《超善恶》(Beyond Good and Evil) 为起点的著名的转移，它带着一个与我们这里相关的问题：“但是，谁愿意掌握这种危险的‘很有可能'(Perhaps)呢！”(1989：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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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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