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看到的，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还原是不同劳动形式客观的社会等同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还原是通过商品在市场上的等同化实现的。我们没有必要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他把“社会过程在不等劳动间强制实行的客观的均等化，误认为是个人劳动的主观的权利平等”①。珠宝工人1个小时的劳动产品不能交换制鞋工人2个小时的劳动产品，因为珠宝工人主观上认为他的劳动是制鞋工人的两倍。相反，生产者主观的有意识的评价是由不同商品的客观等同化过程实现的，是由不同劳动形式在市场上的等同化实现的。最后，珠宝工人提前计算到他的劳动产品价值将是制鞋工人劳动产品价值的两倍，这也刺激了珠宝工人。他有意识地预计到在市场上将发生什么，这只是由于他依靠并一般化了先前的经验。这里发生的情况和马克思在解释高利润率时所描述的情况类似，资本主义经济中那些有特殊危险性、有难度等的部门获得了高额利润。“在平均价格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确立一段时期之后，各个资本家意识到，在这种平均化中某些差别会互相抵消，因此，他们会立即把这些差别包括在他们的互相计算中。”②按照同样的方式，珠宝工人在交换活动中提前就考虑到了他的较高技能。这种较高技能“被作为永远有效的补偿理由加入计算”③。但是这种计算只是社会交换过程的结果，大量商品生产者联合行动的结果。如果我们把一个劳动者并不复杂的劳动（挖）视为简单劳动，如果我们把1个小时这种劳动视为1个单位，那么珠宝工人1个小时的劳动可能等于4个单位，这不是由于珠宝工人计算并给予他的劳动4个单位价值，而是由于他的劳动在市场上等于4个单位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还原是一个真实的过程，它是通过交换过程实现的，并在最后的分析中可以转化为在社会劳动分配过程中不同劳动形式的等同化问题，而不是转化为对不同劳动形式的不同评价，也不是转化为不同劳动价值的定义。①由于不同劳动形式的等同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通过劳动价值产品的等同化实现的，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还原只能通过劳动产品的等同化实现。“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②“绝大部分商品的价值表现在货币中，也即表现在一定的金或银中。因此，这些价值所表现的不同的劳动形式按比例还原为一定量的相同形式简单劳动，即生产金或银的劳动。”③为了使劳动产品的等同化活动成为可能，而假设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还原必然先于交换，这忽视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
①亚当·斯密已经有了这种观念，柳比莫夫又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政治经济学教程「M].1923：72-78)。很不幸，柳比莫夫混淆了什么决定高度复杂行业（例如：工程师、艺术家等）的产品平均价值和什么决定单个非可再生产的物品（拉斐尔的绘画）的价格这两个问题。当他研究可大规模再生产的物品时（例如：工程师的劳动可以被视为生产同质的、可再生产的产品的劳动——除一部分例外)，我们可以用既定行业的全部生产价值除以同质产品数量而得到单位产品价值。但是这对于独特的、非可再生产的物品来说是不可能的。成百上千的失败画家所浪费的劳动支出通过拉斐尔绘画的价格得以补偿或者成百上千的不成功的画家所浪费的劳动支出通过萨尔瓦多·罗萨的绘画价格得以补偿，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画家1个小时的平均产品价值等于简单劳动5个小时的产品价值这个事实中得出（画家每小时的劳动加入了画家为了培训而花费的1个小时劳动和三个失败的画家在培训上花费的3个小时劳动)。柳比莫夫把高度复杂劳动的产品价值归入价值理论，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不能否认不可再生产的物品的单个价格中有垄断成分这个事实。马斯洛夫犯了相反的错误，他把垄断因素纳入了高度复杂劳动的平均产品价值之中【参见他的《资本主义》（1914年版第191—192页)]。
马克思的目的不是要把不可再生产产品的价格归入价值理论。他没有这样做，只是由于价值规律必须准确解释人类生产活动的规律。马克思在价值理论中没有研究“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等)”的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14。)
②在资本主义社会，培训支出的利益有时要加上；在有些情况下，这被称为投资资本。参见：马斯洛夫．资本主义[M]. 191。鲍威尔．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M].142。然而，这里发生的不是新价值的生产，而是已有价值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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