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来看，阿甘本主要是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这项任务的。第一将生命政治话语重新置于司法政治模式之下，颠覆福柯生命权力与主权权力学说(福柯认为生命政治的出现与主权权力存在一种断裂)，揭露主权权力与生命权力的共生关系以及主权权力的空前拓展。第二，在福柯生物性生命进入历史，进入国家政治权力计算的前提下继续前进，描绘赤裸生命与主权政治的图景(生物性生命存在与政治生活分离，但是在西方现代生命政治现象中，更倾向于以一种纳入性排除的方式存在于国家权力模式之中。因此，主权逻辑下的生命便呈现出主体与客体的双重倾向，这也是西方政治从根本上说是生命政治的最显著的原因)。第三，生命政治的空间范式不再是工厂、监狱、学校、军队等物理性机构，而是集中营。
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建构明显呈现出两种对立的解读方式，典型代表即奈格里与埃斯波西托。奈格里作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试图在生命政治学理论中重新图绘主权逻辑并塑造革命政治主体。埃斯波西托则在自身免疫范畴下，拒绝阿甘本描述生命政治现象的否定性语调，旨在构筑一种解放的生命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即一种肯定性的生命政治。他们都倾向于从政治与生命的关系中寻找生产性或积极性的生命政治解读方式。阿甘本却试图在自己的政治思想脉络中展现西方政治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政治灾难”。他并没有将理论出路锁定在生物性生命所内含的积极力量之中，也不寄希望于政治解放主体，而是诉诸弥赛亚事件的到来。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解释透露出革命性与批判性的面孔，对反抗逻辑的部署却难逃乌托邦式的幻想。
阿甘本对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具体建构在方法论上有鲜明的特征，即会把诸如神圣人、赤裸生命、例外状态等现实的历史现象作为理论范式，目的在于“建构一个更加宽泛的历史问题域，从而使其变得可理解”①。这种方法“具有考古学特征，它处理的现象会在时间跨度中展开，因此要求一种对文献的专注，一种只能遵循历史语言学规律的历时分析”②。阿甘本的这种范式方法，最直接的效应就是既表现出了这些范式的历史语境与发展痕迹，又能让读者快速抓住自身理论分析的主题与思路。这种方法在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的首要体现，与其他大多数生命政治学理论家的出发点一样，即也将其锚定在生命概念的基础上。不同的是，阿甘本着重审视主体生命如何被纳入政治策略之中，如何将政治主体的生命演变为赤裸生命，并将生命政治学理论脉络的逻辑布展锁定在对生命概念的二元区分上。这成为阿甘本诊断当前西方政治思想的支点，由此他展开了对诸多生命范畴的构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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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