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拒绝对神圣人做宗教意义上的解释，只强调神圣人的悖论特征，即遭受神法与人间法的双重排除，以及暴露于死亡的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他想要指出的是，这种死亡的创造发生在“无差异门槛”地带，主权就是这个地带的决定者。赤裸生命暴露于死亡的暴力。不是他被谋杀的暴力，也不是阻止他献祭的暴力，而是他的双重排除的遭遇导致了“无差异门槛”的产生。这是主权所标识的领域。“主权领域是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杀戮是被允许的，不存在杀人罪，而且不能颂扬祭祀，神圣生命——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祀的生命—便是已经被主权领域捕获的生命。”②在那里，赤裸生命的生产随之而来，赤裸生命成为最初的政治元素。这样一来，阿甘本就进入了自身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初级阶段探讨法律、主权、生命的特殊关系。
二、生命政治实践部署的统治之域主权
阿甘本通过bios-zoē结构模型的决定性区分，发现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传统中bios-zoē的鲜明对立与分裂。然而，这种决定性区分在西方现代政治中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bios-zoē结构的分离与聚合表现出另一种政治话语系统，并成为解释现代西方政治的新型方式。阿甘本聚焦于bios-zoē结构的现代性特征，找到了古罗马法律体系中的神圣人这一司法形象。这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形象，在古罗马司法制度中，代表着一种破坏社会秩序与稳定的惩罚手段，在现代政治中则被具体化为赤裸生命。这种赤裸生命范畴进而物质化为不同的实体形象，实现了从概念模型向物质实体的转变与拓展。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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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2.
② Ibid. , p. 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