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福柯注重于阐释主权权力与现代其他权力形式之间的差异，以及主权权力向生命权力形式过渡的话，那么奈格里和哈特在主权范畴问题上更具野心，试图在全球秩序层面解构现有的统治秩序，建构一种与现代帝国主义秩序相异的后现代帝国秩序。在后现代思想之中，奈格里与哈特通过对三种危机的考量来追踪主权范畴。第一，以福柯为代表的主权概念的生命政治转化。必须重新定义政府形象，把对主权行为的考虑从生产法律或规则的语境中转变到生产规范或系统的语境中，即使命令形式从法律/规则转向规范/系统。这意味着整个法律结构不能再坚持依据法律或法律过程的政府的具体规则，而是具体的规范或单个系统被部署在治理过程之中，规范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假定了其合法性。第二，以卢曼(NiklasLuhmann)与其追随者为代表的对法律碎片化、规范形象危机、法律结构的功能过程的分析。也就是通过参照社会立宪主义而放弃规范碎片化的可能性，引入自创生系统理论，重新分析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第三，遭遇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挑战。这使主权范畴日渐削弱。面对经济全球化以及复杂的国际关系，联合国法律专家深刻地修正了主权概念，以应对该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①
奈格里与哈特从这三个层面讨论“摆脱主权崇拜”的必要性。从更具体的角度来看，他们通过对当前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秩序的质疑来揭开论述序幕，认为世界政治秩序构造正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他们猛烈批判了霍布斯式和洛克式的国家主权观念，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和日益扩大，以及全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通和急剧扩张，经济和交流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必然的历史过程，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①奈格里与哈特认为，这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产生的全新的统治秩序，也是一种可以在全球层面上有效地支配与主宰一切的主权形式。他们将其称为“帝国”，即一种有别于欧洲大国、美国、日本所推行的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的全新政治秩序、逻辑结构和政治主体，一种离散的、网状的统治形式。简单说来，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秩序，帝国主义的统治逻辑面临着衰落甚至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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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Hent Kalmo and Quentin Skinner, Sovereignty in Fragments :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 Contested Concept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05-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