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政治秩序下，既然政治经济内在结构会发生质的转变，权力建构可以生成全新的统治模式，这表明人类社会历史进入又一崭新的发展阶段，即面对从现代向后现代、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转换。在后现代社会形态以及帝国主权统治的语境中，探寻帝国统治机器如何运转是无法逃避的问题。这就需要探究帝国机器内部的物质状况。“我们的分析现在也必须深入到那个物质性层面，在那里探察统治范式的物质转型。我们需要找出生产社会现实的各种力量与途径，同时我们也要确定驱动这一生产的主体。”①因此，奈格里与哈特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搜寻帝国机器的生产力基础上，仔细研究了在这种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组织形式、生产方式等的改变。这种思维逻辑即奈格里与哈特的帝国“双头鹰”—生命政治控制机器所建构的司法结构与宪定权和经济全球化的生产性、创造性主体。②两者相互攻击，相互啄咬。
奈格里与哈特倾向于把传统主权权力置于后现代思想、生命政治学理论之中，从而颠覆传统主权范畴，超越现代性，建构新的主权范式。这与福柯描述的主权权力向生命权力的转变相异，也与阿甘本保留统治权的分析方式大相径庭，但是奈格里与哈特和阿甘本都着眼于主权范畴，试图在主权范畴领域开辟生命政治讨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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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2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② 同上书，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