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权逻辑的复归与转变
福柯批判权力系统的司法一政治模式，选择通过生命政治权力模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现象，奈格里与哈特则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层面上直接否定民族一国家主权，将马克思主义元素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念相结合，转向对帝国主权的论述。很显然，阿甘本并没有兴趣立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全球化框架来剖析资本主义民族一国家主权关系，但是，他跟奈格里与哈特类似，都坚持主权本身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们相异于福柯的主权权力衰退原则。
从总体上看，阿甘本走上了一条完全异质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与哈特的主权道路。他重拾被福柯摒弃的统治权与法的理论，坚持把主权权力模式与生命政治权力模式相结合。他并没有遵循福柯或阿伦特将两者相分离的做法，发现当从本体论角度来审视主权逻辑与生命政治的原初关系时，福柯与阿伦特的分析方式存在很大的缺陷：福柯未曾涉及生命政治的典型场所，即集中营和20世纪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结构(这其实是阿甘本对福柯的误读，因为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法兰西学院讲座中讨论过国家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生命政治与主权权力的关系)；阿伦特忽略了把生物性生命进入政治领域与其极权主义分析相结合，以至于缺乏一种生命政治视角。①因此，阿甘本没有谈传统主权范畴中主权权力是否可分、是否可转让，或者公民权利、自由与正义、人民主权、君主绝对主权等问题，也没有诉诸契约论或财产权探寻主权起源问题，而是在生命政治学理论视域中讨论主权范畴的性质与发展，即统治权与生命权力的关系。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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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