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论述权力问题时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即在面对权力结构时，不能只停留在对权力压迫性、镇压性的分析阶段，而忽略其生产性、积极性、丰富性。如果单纯地坚持前者的分析思路，那么就无法全面理解权力结构的性质，因为只有从权力的生产性、肯定性特征出发，才能把握权力的对立面，从而实现对权力结构的完整分析。
为此，福柯提出了权力分析方法论的注意事项。第一，“不应该关注处于中心位置的受调节的、合法性的权力形式，不应该关注驱使它们运作的普遍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持续效应。相反，应该关注权力的极限，它的最终目的地，权力的毛细管道，也就是说，应该关注更加区域性和局部性的权力形式与机构”①。在权力分析过程中，要注意权力运作的丰富性与广泛性，而不是集中于某一核心的权力机制，也就是需要关注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物质形态与物质现象，如工厂、车间、军队或奴隶种植园，那里都体现着从属关系，呈现着自身的权力程序与技术。第二，“要研究权力的外在形象，权力与对象、目标、运用领域的直接关系”②。比如，中世纪，西方政治社会以王权、统治权为核心建构其法律思想，君主掌控着权力的合法性，以国王的独裁、专制统治与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为表现形式，统治权或王权与个体之间展现的是一种征服与服从、支配与从属的权力类型。这种王权或统治权涉及的只是君主或国王的唯一意志，忽视了从臣民角度看待权力问题，即构成统治权的组成部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三，“权力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运作和实施的”③。不应该把权力局限在某一特定个体或群体手中，而应让其处于权力关系、权力状态之中，因为权力分散在各个角落，以一种网络形式自由循环，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生效应，而绝不只是有权力之人与无权力之人的搏斗。第四，“分析权力的不断升级要从无限小的机制开始。这些机制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轨道、自己的技术和战略，我们要看这些权力机制如何被更一般化的机制和普遍化的统治形式不断投资、殖民化、利用、打乱、转变、取代、扩展等”④。简而言之，要关注具体性的、历史性的分析权力形式的发展过程与变化，以及与其相关的程序、技术和现象，尤其是要注意权力形式在不同阶段的实质性差异。第五，“权力的主要机制有可能伴随着意识形态的生产”①，即有关知识的生成、积累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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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Antonio Negri, The Savage Anomaly: The Power of Spinoza's Metaphysics and Politics,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 xiii.
② David Kishik, The Power of Life: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Ⅱ),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