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肯定性生命政治就是力图使生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与潜能。福柯与埃斯波西托有着共享的理念，即正如基西克所言：“如果仅仅把生命视为活着的生物事实的话(古希腊语的zoē)，生命不可能具有力量。只有我们一开始就把生命视为有政治资格的生活方式(古希腊语的bios)，生命才可能具备力量。”①
奈格里与哈特在这方面的贡献也不容忽视。虽然他们与埃斯波西托和福柯在构筑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具体内容与思想策略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但也是全面理解权力与生命双重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述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式的肯定性生命政治的过程中，奈格里与哈特并没有直接探讨bios范畴在其理论建构以及思想策略中的具体作用，而是将其核心内涵贯穿于整个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讨论中。比如，他们对福柯未明确界定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做出延伸(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的关系具有双重性)，认为：“一方面，生命政治可以转变为一种biopotere式的生命权力，即一种统治生命的制度；另一方面，生命政治可以转变为一种biopotenza式的生命权力，即制宪权力的潜能。换句话说，在生命政治被视为biopotenza式的生命权力时，正是bios创造了力量；在生命政治被视为biopotere式的生命权力时，正是权力创造了bios。换而言之，它们交替地实现，要么决定生命要么取消生命，将自身视为反对生命的权力。”②奈格里与哈特在其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政治立场是注重权力双层面向，即对 potenza与potere概念的演绎，尤其是对potenza概念的强调。它是“作为潜能的虚拟概念，是可能的潜在的概念”，“试图重新激活政治阶级概念的理性核心”①。这也是他们建构未来政治共同体潜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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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David Kishik, The Power of Life: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Ⅱ),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1.
② Cesare Casarino, Antonio Negri, "It's a Powerful Life: A Conversation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Cultural Critique, 2004, 57(1): 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