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致力于对自由主义治理人口的统治模式进行批判性分析，而对如何走出现代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困境态度含糊的话，那么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只专注于对西方政治原初结构的揭露、批驳与否定。如果说埃斯波西托执迷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生命逻辑与力量的话，那么阿甘本试图把生命政治学理论重新描述为一种死亡政治学，而且这也完全异质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与哈特。奈格里与哈特认为，虽然生命不得已必然承受权力的践踏，但是，正是权力的压榨孕育了革命的希望和解放的可能。他们以一种乐观的心态面对无法逃避的权力的掌控，勾勒出自己的生命逻辑，也演绎出权力的反抗主体。他们旨在寻找生命权力的积极力量，把死亡逻辑转变为生命逻辑，这与阿甘本悲观、绝望的解释现代社会政治的话语基调完全相反。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呈现的是让人窒息、看似失去希望的政治分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是以一种悲观主义、厌世主义的立场对待未来政治发展趋势的。相反，阿甘本表达了未来政治需要超越赤裸生命、走出神圣人形象塑造的意愿，并一直致力于对这种未来哲学的探讨。马克·梅佐尔(MarkMazower)评论阿甘本称，他“对历史变化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他所看到的那些更深层次的意义与潜在性，即那些可以从历史事件中间接得到的解释。他主要关心的是找到能让我们走向救赎的线索，是从堕落的世界中找到一条通往新政治的道路”①。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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