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从纳粹主义政体的历史发展出发，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矛盾中，展开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建构，明确其现实发展趋向。将极权主义政体置于生命政治学理论视域中，意味着摒弃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而转向立足于极权主义政体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心理共识、文化根基等，剖析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思潮如何使个体的生物存在与政治存在“变成问题”，如何以“生”的逻辑使“死”的数值达到最大值，并且解蔽它们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的存在方式与基本形式。在这里，重要的是，既要明白旨在提高生命质量与素质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如何走向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学，又要通晓纳粹主义死亡政治学的逻辑结构与系统架构。
(一)种族斗争的反历史话语转变
阿甘本曾认为福柯虽然建构了生命政治学理论，但是并没有在极权主义思潮与生命政治两种时空语境中投入精力。其实，无论是福柯还是埃斯波西托、阿甘本，他们都在生命政治学理论视域中展开了对种族主义或纳粹主义政体的深刻分析。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在阐述全面统摄生命的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时，主要将其置于两种对立的情境中。其一，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这是以人口的幸福与自由为主要导向的治理模式。其二，是以毁灭性、破坏性逻辑为主要导向的纳粹主义生命政治学。它试图竭尽所能地保护特权种族的安全，最终却使自身走向死亡。这两种典型的国家统治模式是生命政治的一体两面：一种具有生产性，另一种则将消极性发挥至极致。福柯将生命权力描述为一种使人活和使人死的权力类型，而纳粹主义将其转变为使人死或使人活的二元选择。这也意味着生命权力与纳粹主义死亡政治学合二为一。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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