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力与纳粹主义死亡政治学的合并在阿甘本那里达到巅峰。他以这样的立场与态度分析西方政治社会，埃斯波西托则拒绝这种否定性基调，试图解构纳粹主义死亡政治学的免疫装置。因此，在当前对生命政治或生命权力的讨论过程中，纳粹主义政权是理解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有效入口。纳粹政治研究也是福柯20世纪70年代密切关注的对象。虽然福柯没有对纳粹政治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也没有使它单独成为研究对象，更没有援引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思想，但是，他呼吁给予纳粹政体一定的研究空间。为此，福柯主要从两个方面推进其研究：其一，种族斗争的反历史话语转变为国家种族主义的过程；其二，国家种族主义、种族斗争、种族战争与生命政治的联合，即生命政治中的种族主义。
在福柯那里，种族斗争的反历史话语转变为国家种族主义话语主要体现在以下阶段。在中世纪传统中，历史话语一般扮演着双重角色：讲述统治权的历史，即关于国王、掌权者、君主、胜利和荣耀的历史，以及记录典范与功勋而使人屈服的仪式的历史。这两种历史话语旨在巩固统治权威，强化权力效应，都是围绕统治权展开的。①16、17世纪，历史话语发生了转变，“不再是统治权话语，甚至不再是单一种族话语，而是多种族的、种族冲突的，通过民族和法律来进行种族冲突的话语”①。这也就是说，颂扬君主、欢呼胜利的历史崩塌了，人们不再以庆祝、纪念、请愿的形式巩固统治者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看到奴役、暴力、失败、征服的统治权历史话语的对立面，即迈向种族斗争的反历史话语。种族斗争反历史话语不再是关于欢庆、光辉、统一的历史，而是对“社会和人进行二元的理解：一边是一部分人，另一边是另一部分人，不公正的和公正的，主人和服从者，富人和穷人，掌权者和靠双手吃饭的人，土地的侵占者和在他们面前害怕发抖的人，专制君主和呻吟的百姓，掌握现时法律的人和属于未来幸福之乡的人”②。种族斗争趋向于二元区分，并以建构二元对立与二元分裂为实施策略。这表现的是社会中两个群体的历史一政治区分，也是霍布斯虚构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现实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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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