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命政治中的种族主义
生命政治中的种族主义就是生命政治的死亡政治学。这是一种不同于领土主权掌握的生死权的死亡政治学，而是一种“使人活”或“使人生存”的死亡政治学，描述的是死亡逻辑如何在生命逻辑中占据优势地位，如何成为最重要的权力运作目标。福柯在现代权力形式转变的逻辑下追溯生命政治的死亡政治学如何发生，把种族主义的杀戮权力植入保护生命的生命政治政体中，阿甘本则直接将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学统一起来。这是阿甘本基于对原初主权结构的判断而产生的立场，而且他将纳粹主义政体抑或奥斯维辛视为存在的实验场所，并将其延伸至整个现代社会。必须承认，阿甘本对生命政治与种族主义的处理受到了福柯的决定性影响，虽然两者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在西方社会，生命政治权力技术与主权的“综合”是纳粹主义、种族主义走向死亡政治学的关键。在这方面，福柯主要从性机制与生命权力角度阐发了种族主义的毁灭性危险。性机制作为管控生命权力形式的中心目标，虽然能增加生命力量，繁衍生命，但与种族主义密切相关，使得种族主义表现为“一种动态的种族主义，一种扩张的种族主义”①。当从血缘及种族的纯洁性、完整性来考虑有机体的生命力时，必然会带来大规模的屠杀。生命权力试图保持社会内部平衡，以优化、滋养生命为目标，但是，过度的生命权力会使这种旨在延长生命、制造生命、规避风险的政治权力带来杀戮，这似乎是一种主权权力的“复活”。“使人死”的权利战胜了“使人活”的权利，“战争不再以保卫君主的名义发动，而是为了所有人的生存。整个人口以生命必要性的名义煽动彼此之间大规模的残杀：屠杀变得至关重要”②。由此可见，无论是对性机制的分析，还是说明生命权力复活了主权权力，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结果，那就是杀戮，而且是合法的杀戮，也是“间接性的谋杀”。这主要基于种族主义与生命权力本身的性质与配合。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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