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族之间创造异于军事、战争或政治的生物学关系，将人口的生物学特征建构为决定生死的参照标准，不是将压迫性的、镇压性的、否定性的权力形式行使在种族之上，而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某些种族的生命质量，消灭、抹除其他种族或存在危险因子的其他种族，这是种族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正是生命权力与种族主义机制的完美配合，才使杀戮变得合法与合理。生命权力的出现使得种族主义可以进入国家机制，并且可以在以生命权力为运转模式的现代社会中自行发展。在由生命权力建构的现代社会中，对政治敌人的战争逐渐呈现出黯然隐退的趋势，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展现出的种族危险日趋重要。种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与生命权力有着十分亲近的关系，两者并不是此消彼长、势不两立的关系。种族主义在生命权力模式之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更重要的是，正是种族主义话语的存在才保障了生命权力使人死的权力的运行。
就生命权力与种族主义问题，福柯曾明确表示：“现代种族主义的特殊性以及成为它的特殊性的东西，与思想、意识形态、权力的谎言没有联系了，而是与权力的技术，与权力的工艺有联系。”②人口的生物性存在处于风险之中，“假如说屠杀确实是现代诸多权力形式的梦想，这不是因为古老的杀人的权利的回归，而是因为权力被置于生命、物种、种族和大规模的人口现象的层面上，并且权力也是在它们之间运作的”①。因此，国家种族主义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它把政治话语简化为生物学术语，把历史演变过程归结为进化史，把统治权的死亡的权利发挥至极致，利用优生学、遗传医学、法律理论等观念，将整个人口的生命暴露在死亡面前。这不是通过管控生命的权力某一极实现的，而是源于主权权力、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的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相互巩固。因此，对于纳粹主义，福柯说道：“惩戒权力；生命权力：它涉及、伸展到了纳粹社会的每个角落(承担了生物学的、繁殖的、遗传的责任；也承担了疾病、事故的责任)。没有哪个社会比纳粹建立的或至少是计划的社会更有纪律、更有保障。对完全属于生物学过程的偶然进行控制是制度的直接目标。”②这三种典型的权力形态在纳粹社会中被普遍化、绝对化了。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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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1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 同上书，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