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赤裸生命的不断生产。在生命政治的死亡政治学趋势中，除了福柯之外，阿伦特是对阿甘本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另一位学者。阿甘本曾在写给阿伦特的信中表达了对她的感激，认为阿伦特的著作给予了他“决定性的体验”。这鲜明体现在阿甘本对阿伦特极权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上，尤其是阿甘本对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现代人简化为“劳动动物”，人类生命还原为物种存在的逻辑思路的拓展。阿伦特将现代政治诊断为取消个体的多样性，剥夺个体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法律人格、道德人格，迫使人类个体转变为人类动物，促使人类生命等同于物种生命。虽然并没有像福柯那样开启一种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论述，但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确实展示了生命政治的死亡政治学性质。这种政治诊断反映在阿甘本那里，是主权权力不断制造赤裸生命。
阿甘本认为，纳粹主义政体的基本性质即“不放过任何生理性生命的细致入微的规制(甚至不放过消化功能，它被着魔似的加以法典化与宣扬)。这根源于这一事实：纯粹以赤裸生命为基础的人类生命的正常的、集体的(因此也是政治的)组织”①。阿甘本对纳粹主义的分析认为，纳粹集中营中的囚员没有任何权利，被剥夺了各种政治身份，只剩下与动物无差别的生命。他们逐渐变成行尸走肉般的存在，走向毒气室、焚尸炉，最终沦为一种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赤裸生命。如果说福柯是要在表达生命政治学理论走向种族主义过程中，是要在权力技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阐明种族主义出现的原因的话，阿甘本则是在阿伦特关注人权、难民、无国籍者的基础上，阐释纳粹德国如何致使生命个体失去公民身份、基本权利，甚至个体尊严，直至沦为没有任何权利的赤裸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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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