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汽油弹”以不同的名义被随意使用，这个追求民主、幸福、自由的时代却比以往任何时代制造的恐怖、危险、死亡都要多。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宣告只是隐藏种族屠杀的外衣，因为生命政治正在以死亡政治学的身份蔓延至全球，生命政治社会充满了对死亡的无尽恐慌。生命政治领域再也无法与杀戮的权力相分离，直至所有生命个体丧失法律、政治、伦理上的身份，被简化为纯粹的赤裸生命。
(三)生命政治中的主权“复辟”活动
生命政治中生命与死亡的二元对立关系，从霍布斯式的主权杀戮的权力(“使人死”)转变为保护人口、生命的权力(“使人活”)，然而，生命权力技术在“使人活”的过程中建构了生物领域诸多生命形式的停顿，使其屈从于某种规范的生物准则，从而判定生命是否值得存活下去。这促进了种族主义逻辑与生命政治创生逻辑的兼容，促进了生命逻辑回归死亡逻辑的转变，促进了福柯“主权一规训一治理”的权力结构模型被治理领域中的主权复辟取代，导致形成一种与肯定性生命政治对立的纳粹主义的生命政治，即种族灭绝的死亡政治学。
如果说福柯生命政治只是表达了一种产生死亡政治学的潜在性与可能性的话，那么，阿甘本强烈地拒绝从肯定性生命政治逻辑角度出发，而是直接把生命政治体的死亡政治学视为现代政治的核心基质。在阿甘本看来，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学，尤其是纳粹德国的死亡政治学政体是政治现代性的巅峰体现，也是生命政治逻辑的完成。在阿甘本那里，现代生命政治的二元对立话语转化为一元话语，取消了埃斯波西托式的肯定性生命政治走向。与福柯相比，阿甘本以集中分析纳粹主义政体为目标，试图通过细致的解释展现生命政治在现代性中的灾难性。他在主权例外、禁止与统治、bios与zoē结构区分等理论框架下，深入透彻地剖析了纳粹德国生命政治中主权复辟活动的两个阶段。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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