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沉溺于将集中营视为现代生命政治的基本范式，部分原因在于福柯没有将集中营纳入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范围中，没有关注阿伦特在极权主义思想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阿甘本要做的就是使集中营这种历史现象得到更广泛的扩充，重构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学，即促使集中营成为现代西方政治仲裁、评判的标准。在这个方面，如果说福柯对纳粹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分析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走向死亡政治学打开了新思路与新局面，那么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思想则为阿甘本的纳粹主义死亡政治学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资源。
20世纪50年代，汉娜·阿伦特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该书对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透彻分析与解剖，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体制隐秘的制度缺陷和诸多社会问题，也为人们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的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提供了钥匙。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是一种反文明、反社会、反制度的统治策略。这种统治策略是前所未有的极端统治模式，而正是这样一种统治方式在四处蔓延，并有席卷整个西方文明之势。阿伦特把极权主义统治模式锁定在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特质上，抓住了极权主义统治的典范场所集中营。
“集中营不仅意味着灭绝人类和使人堕落，而且为恐怖的灭绝实验所服务。在科学控制的条件下，自发行为本身不仅是人类行为的表现，也是人类个性被转变成一种单一的事物，甚至被转变成一种动物都不曾具有的东西的表达。”①这也就是说，踏入集中营意味着走上了一条泯灭人性的死亡之路。在这里，人不再享有道德、尊严、人格的属性，不再具有差异性、多元性和复数性，而是成为单一的原子存在，被直接还原为纯粹的动物，甚至是连动物都不如的更加低级的存在。此外，集中营作为极权主义政权的实验室，弥漫着浓烈的极权主义色彩和永不停歇的恐怖气息。在这里，极权主义者实行的是全面统治，“力求规划人类的无限多元性和差异性，仿佛人性只是单一的个体。这种全面统治是可能的，只要每个人能被还原为一种永远不会改变的反应特性，以至于每一种反应都可以随机交换”②。极权主义者“试图通过精英组织的意识形态灌输和集中营的绝对恐怖”③，实现这种全面统治。他们奉行的基本信念便是“一切皆有可能”④。可想而知，集中营中的全面统治是多么阴沉与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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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