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而大火却很难扑灭。”①
(三)生命政治的典范：集中营
奈格里与哈特认为：“我们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刻：改变城市成了我们首要的必需，是我们生存的条件…必须拿出解构和逃离的创造性策略，将自发的、发散的寻求自我稳定的行为集合起来……在城市里，运用丰富的社会合作的网络成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唯一决定。”②奈格里与哈特把赌注全部压在了都市上，这意味着现在既有革命的无形空间，又有革命所需的诸种物质和精神条件。更重要的是，都市还是诸众赖以生存的场所。似乎只要具备这些革命的基本元素，胜利就终究归属于诸众，人们终究会迎来自治共同体。这是他们整个理论诉求的最终归宿。他们急切地“想认识广岛和奥斯维辛之后的世界”，以及“新的帝国战争之中的世界”，因为他们“发现了一种主体可能性；一种不能无视其存在的事件，一个被揭露出来的现实感”③。他们认为，即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我们正遭遇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全方位包围，遭遇着帝国与生命政治生产的腐化，但是诸众本身蕴含的生产性的、创造性的力量能够让我们绝地反击，迎来胜利的曙光。
这种看似完善的逻辑思路与政治诉求并没有引起阿甘本的重视。正如奈格里本人所言，虽然他们与阿甘本是多年老友，而且经常一起探讨政治问题，但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很显然，阿甘本对奈格里与哈特的这种肯定性生命政治倾向不以为然，而是更倾向于走向界限去探讨某种政治现象。因此，阿甘本将生命政治的典范场所理解为集中营而不是都市或都市装置。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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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16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1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③同上书，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