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认为，这个寓言故事讽喻的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难道不是西方民族一国家政治空间所发生的事情吗？这些国家努力建造的家园—祖国最后证明对那些不得不居于其内的人民’而言，仅仅只是致命的陷阱。”③西方民主社会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不仅使自身陷入危机之中，而且时刻保持着对“敌对人员”的焦虑与恐惧。他们需要不断寻求与保障自身的安全感，这也就使得全球秩序处于一种“战争”状态抑或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阿甘本尖锐批判的正是这种现代国家运行模式。他要揭示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形式，这就引发了他对生命的重新思考。
为了在现代性中重构生命范畴，阿甘本依托于福柯对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论述，追溯了西方现代政治传统对生命范畴的界定，在对生命范畴谱系学追踪的前提下思考人在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存在状态与生存可能。在具体探索生命的过程中，阿甘本在亚里士多德、福柯、阿伦特等人的启发下，开启了从政治技术、生物医学等角度对生命范畴的审视，发现人的生物性生命在被不断政治化，同时又被不断重新置于生物学语境下，即人需要面对生命的政治化与政治的生物化的双重过程。这也是人的生物性生命与政治性生命相互分离的过程，最终使丰盈饱满的生命简化为赤裸生命，变得一无所有。在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的相互关系中，阿甘本认为，人不仅会失去诸种政治身份、法律权利，也会丧失道德、人格、尊严与价值。享有政治资格的人民会逐渐演变为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最终走向希特勒意义上的“无人区”。这是现代社会中人的最终归宿，也是西方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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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卡夫卡全集》第1卷，48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② 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140. ③ Ibid. , p. 140. ③ Ibid. , p. 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