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虽然着重强调了在生命政治学理论逻辑中主权权力与例外状态结构的至上性与超越性，但是阿甘本并没有对重新改造现存社会现实失去希望。相反，他从资本主义残酷剥削与压榨的逻辑结构中努力寻找走出毁灭、绝望的线索，努力表达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
一、生命形式：生命与形式的不可分离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表达了对世界政治再次遭遇奥斯维辛的担忧。他认为，要躲过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不能求助于某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上帝、耶稣、救世主，也不能诉诸某种具有革命潜能的伦理主体或主权逻辑的彻底变更，抑或坐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与崩溃。阿甘本的救赎计划既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又具有政治本体论的意蕴；既表达了对弥赛亚事件的期待①，又设想了一种“即将来临的共同体”，抑或“即将来临的政治”。阿甘本认为，无论是弥赛亚事件还是即将到来的共同体，它们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主权基本活动，思考躲避生命政治装置的控制，即思考一种生命与其形式不相分离的生命形式(form-of-life)。正是生命与其形式的紧密相连，致使主权逻辑无法再生产出赤裸生命，无法再迫使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bios与zoē分离。这是主权例外对控制、监视、捕获生命的批判。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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