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形式成为阿甘本对那些误认为其是悲观主义者的反击①，也是阿甘本对人类摆脱生命政治法律逻辑控制的有力探讨。如果西方政治无法再离析出生物性存在的赤裸生命的话，那么这就代表着一种崭新的政治与伦理学的到来。这就是即将来临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也是一种幸福生活，“一种绝对世俗的充足生活’。这种生活使自身的力量与可交流性达到了完美境地一种凌驾于主权之上的生活，一种主权不再具备掌控生命权利的生活”②。生命形式预示着“幸福生活”的到来。
在如何发现生命形式的问题上，阿甘本很抽象地说道：“只有其事实性与物性中存在一种思想时，某种生命的形式才会转变为生命形式，即其中绝不可能离析出某种类似于赤裸生命的东西。”③阿甘本预设了生命形式存在的前提条件，即思想。思想是生命的诸种形式转变为生命形式的媒介，可以使某种单一的生命的形式转变为生命形式。因为思想本身具有“一种体验，一种实验”，而在这种体验与实验中，“它把生命以及人类智力的潜能特性视为对象”①。这是但丁意义上的思想权力，该思想权力即“使生命不断与其形式重新联合，或不断阻止生命与其形式分离”②。“思想即生命形式，这种生命不能与其形式相分离；这种亲近的不可分离的生命可以出现在物质过程和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物质性中的任何地方，在那里，只存在思想，在理论中也是如此。这种思想，这种生命形式…必将成为即将来临的政治的指导性概念与统一的中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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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例如，奈格里与哈特认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是一个极度含混且充满冲突、暴力的领域，是一种缺乏力量与主体性的生命政治。他们对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基本看法是否定性的。奈格里明确表明，阿甘本从一开始“就排除了生命政治概念的所有生产性特质，并将其强加在本体论维度之上。换而言之，生命政治被转换成了一种永恒性的形而上学的装置。阿甘本坚持认为自古典时代以来，要把生命与政治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埃斯波西托认为，阿甘本对生命政治的描述完全是否定性的，只是对主权权力致命逻辑的矛盾重复。
② 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p. 114- 115.
③ Ibid. , p.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