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比身上的非潜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抵抗作用。拥有积极性的潜能，即具有是什么或做什么的能力的潜能，在古典传统中确实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拥有否定性的潜能，即具有不是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的潜能更重要。对于阿甘本来说，“对那些被与他们自身所能隔离的人来说，他们依然可以抵抗；他们依旧可以拥有不去做什么的能力。然而，对那些被与他们自身的非潜能隔离的人来说，他们首先丧失了抵抗的能力。正如只有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不是什么时才能保证对我们是什么的真理认识，只有对我们不能是什么或做什么，或者能不是什么或做什么的清晰洞察才能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一致性”①。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努力创造我们与非潜能的分离，迫使我们丧失反抗的能力。
阿甘本之所以认为非潜能至关重要，在于非潜能能够在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被保留，这种潜能的剩余能够通过悬置装置的方式导致既定的法律、规则、命令失效，不再发挥作用，即无用。这种方式才是反抗主权、法律的最有效的方式。由此来看，巴特比在“我宁愿不”的句式中展现出一种无效的力量，使老律师代表的政治法律结构失效，而不是主动促使其彻底毁灭。阿恩·德·布菲(Arne De Boever)将巴特比的“我宁愿不”直接解读为“无用力量”的索引，因为巴特比有能力瓦解权力逻辑的运作。②根据阿甘本的观点，无用“既不是简单的工作的缺乏，也不是(正如在巴塔耶那里)一种至高而又无用的否定性形式。理解无用的唯一而又连贯一致的方式，就是将其视为一般的潜能模式。这种潜能模式不会在从潜能到行动的转变过程中被穷尽(像个人行动或被理解为个人行动之总和的集体行动那样)”①。从这个角度来看，无用不是南希意义上的劳作或活动的缺席，也不是布朗肖(MauriceBlanchot)对主权消极的界定或巴塔耶的无目的，而是表达与潜能的关系。它并不意味着从潜能到实现过程的穷尽、耗尽，而是其对立面的无穷无尽。它最终的目的旨在促使“运作本身的安息，即一种别具一格的活动’，旨在使所有行动或活动的特殊力量不再发挥作用、失去效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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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Nudities, translated by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5.
② Giorgio Agamben, edited by Alex Murra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