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的无用或无作范畴，在意义上的直接表现并不是对工作的拒绝，或对以工作为核心的诸种社会关系的直接拒绝，也不是主张主动实践各种生产性或创造性的活动，它更倾向于传递一种被动性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开展实践活动。用普罗佐罗夫的话来说，即“确认无用不是要去肯定迟钝、不活动或失用，更不必说功能失调或破坏，而是确认一种没有任何目的或任务，无法实现任何本质，也无法符合任何属性的实践形式”②。这在很大程度上异于“拒绝工作”的革命战略口号。
阿甘本还在其他范例之中表达了无用范畴。这种无用的最初来源可以追溯至宗教神学领域中的荣耀机制。在基督教或犹太教等宗教神学传统中思索世俗化的问题，是阿甘本研究政治、哲学、法律等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方向。阿甘本认为，宗教信仰或教义是政治思想、政治行动、政治变化的重要资源。他在这点上类似于施米特(“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③)，但绝不是停留在宗教神学领域而是试图超越。阿甘本对荣耀的谱系学追踪，是为了在更广泛的政治神学语义中审视主权权力与治理权力逻辑、权力与荣耀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发现西方政治机制中权力的核心秘密，揭示政治权力在神圣与世俗领域中的运作总是涉及仪式、欢呼、喝彩的荣耀在场，必须在荣耀中展现自身的奥秘。阿甘本对荣耀神学或政治学给予了很高的期待，认为：“在这个区域中，欢呼、典礼、仪式、徽章起着作用。我们将会看到一片研究领域在我们面前敞开，这片领域十分重要，仍存在着未曾被探索之处。”①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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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icholas Thoburn, Deleuze, Marx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111.
② Sergei Prozorov, Agamben and Poli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 2014, p.33.
③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刘宗坤等译，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