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加具象化地说明亵渎的内涵，阿甘本列举了儿童玩玩具与小猫玩线团的例子。这些玩具可以是任何废品或旧物。对于儿童而言，他们只专注于游戏本身，而不会在乎玩具的内容与功用(玩具置换了神圣之物)。这就使人从经济、法律等活动中解放出来。对于小猫而言，线团置换了老鼠，将自身从捕猎活动中解放出来。阿甘本认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活动原有的意义与目的被置换(并不是说要有意撇开这些活动或领域)，游戏可以将事物从既定的领域、特定的使用范围中释放出来，生成新的使用的开放，创造一种新的使用维度。“解放的行为依旧能够再生产出并模仿那些它从诸种活动形式中解放出来的活动形式，然而，在卸空它们的意义以及任何与目的的强制性关系时，解放行为也向这些活动形式开放，使它们可用于新的用途。”②阿甘本将游戏视为一项政治任务，即政治解放、政治抵抗的手段。以游戏与法律为例，阿甘本认为：“有一天人类将会与法律做游戏，就像小孩子玩着用不着的东西。这不是为了还原它们的经典之用，而是为了使它们决定性地自行解放。在法之后所发现的，并不是一种在法之前更本真与原初的使用价值，而是一种只在它之后诞生的新用。而用本身，尽管曾经被法污染，也必须从自己的价值之中解放出来。这个解放便是研读，或是玩耍的任务。这个用功研读的游戏将是一条通道，能让我们达到正义。在一篇死后出版的残篇中，本雅明如此定义这种正义：一种世界的状态，其中世界呈现为绝对无法被占有或法律化的善。”①游戏法律使生命政治主权的法律逻辑无效，使经济、政治在游戏中失去活力。这是走向正义的通道，也是通往幸福的大门。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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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 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p. 76.
② Ibid. , pp. 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