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概念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与矛盾性。第一，非物质劳动强调的是，我们所进行的生产是一种非物质性生产，而非物质性指的是它的产品。对于生命政治劳动来说，生命政治生产不仅创造非物质性产品，而且创造物质产品。因此，就产品范围来看，生命政治生产更具广阔性与开放性。第二，非物质劳动更倾向于表达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的转变，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变化的宏观总趋势。生命政治劳动更多是从微观层面展现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因此，奈格里与哈特强调说：“在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过程中，财富的创造更倾向于我们所说的生态政治的生产，即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其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不断地相互重叠，相互投资。”①总而言之，奈格里与哈特认为，把非物质劳动理解成生命政治劳动是具有矛盾性的，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劳动在广度和深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与相似性。
其次，从与生命权力的关系角度来看，致力于创造思想、信息、形象、知识、交流、人际关系以及情感反应的非物质劳动，在保障帝国生命权力的运转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生命权力是帝国主权的统治机制，是帝国主权所使用的凌驾于所有社会生活与生命之上的权力。生命权力的实施使人们的生命和整个社会生活统统处于它的监督与控制中。非物质劳动对劳动者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榨，促进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生命权力对其思想、意识、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操纵。也就是说，后现代社会中的非物质劳动弥漫着剥削与压迫的气息。致力于构建社会生活本身的生命政治则是生命对权力的一种抵抗，展现出对生命权力这种反动统治发起的挑战。因此，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处于势不两立的境况之中，两者之间充满尖锐的矛盾，不可调和。当然，生命政治生产在创造物质产品或非物质产品以及构建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生命形式的过程中，也会对生命权力的执行产生一定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在帝国机器内部的关系是水火不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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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序言，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