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生产主体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非物质劳动还是生命政治劳动，它们都是一种主体性生产。根据奈格里与哈特的观点，反抗帝国主权形式的主体可以在交流、协作与情感关系之中自动形成。而且这种主体从事着非物质劳动，也是一种生命政治的存在。奈格里与哈特认为：“生产的力量事实上如今全是生态政治的；换而言之，它们不仅遍布在生产中而且在整个再生产领域，并直接由二者组成。生态力量成为一种生产的中介，这正当整个再生产的情境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统治之下，即当再生产与自身组成它的根本性关系直接变成生产性的时候。生态力量是资本之下社会的真正吸纳的另一个名称，二者与全球化的生产秩序同义。生产充斥着帝国的表层；它是一架充满生机的机器，一种智能的生机通过在生产与再生产，同样也在(劳动、情感与语言的)流动当中表现其自身的方式，赋予社会一种新的集体意义，并认可了合作之中的道德与文明。”①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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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35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