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南希的观点，西方传统历史上曾是此种怀旧式的共同体占据统治地位，即“自然家庭、雅典城邦、罗马共和国、最初的基督教共同体、行会、公社或兄弟会……共同体是由诸多紧密而协调的、牢不可破的关系编织而成的，而且尤其是在诸多制度、仪式和象征上把它本已的统一性、内在的亲密性和自律表现乃至活生生的祭品给予它自己”②。简而言之，共同体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围绕着诸种制度、统一性与亲密性，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守社会关系与规则。南希拒斥此种共同体范畴，提出“无功效的共同体”，即无法在共同的劳作中实现的共同体(无法在劳作中生产出人类的共同本质与特征，简单来说，可以与“劳作的共同体”相对立。也就是说，那种能够生产具体的规则与标准而界定其成员身份与归属的共同体，由于制度规则的运作而诞生的共同体，正因为过度强调内在性与同一性而容易导致纳粹主义等极权主义政体)。它否定同一性、统一性与同质性，拒绝传统身份认同政治与诸种归属条件的预设性设置与布局，不是追求单维度的融合(把个体或特殊的同一性转变为某个单一的实体或实质，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整体或总体)，而是承认差异性、独特性、开放性，也不致力于探寻具有生产性与创造性的共同体组织形式或革命主体的涌现。
南希认为：“共同体区别于社会(社会是诸多力量和需要的简单组合与分布)，也反对控制(迫使人民归顺其刀剑和荣耀，从而使共同体分崩离析)。共同体不仅是成员之间的亲密联系，而且是自身与它固有本质的有机吻合。共同体不仅是由任务和利益的公正分配构成的，也不仅是由力量和权威的美妙均衡构成的，而是说，它首先由众多成员当中对同一性的分享、传播或浸润构成，其中每个成员仅仅通过辅助性中介，即他与共同体的生命机体的认同而得到认定。”①南希强调，不能将共同体范畴与以生活需要或必要性、生产外在性关系为根基的社会概念混为一谈，它也相异于那种通过暴力手段而使人民聚集、聚拢起来的共同体模式，同时区别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共产主义生产模式的建构。更重要的是，要竭力反对对失落共同体的任何形式的同一性的回顾意识。简而言之，就是要解构失落的共同体。南希试图建构一种全新的共同体形式。这种共同体不再诉诸对物品的占有、对既定实体本质的把握，即不再以财产所有权、以共同体共同属性为导向，而是趋向于海德格尔的共在意义，在与他者的共在关系中建构独一复数存在的个体，探究独一复数存在彼此共在的敞开状态，而这种独一复数的存在个体并不是一种共同的存在而是“在共通之中存在”，“存在于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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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Alain Badiou, Conditions, translated by Steven Corcoran. Continuum, 2008, p. 148.
②法]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张建华、夏可君译，20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