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看，福柯在思想晚期转向了对生命拯救问题的思索，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突破生命政治思想逻辑结构的有趣尝试。1982年2月3日，在法兰西学院讲座中，为了更加深入地说明关怀自我的具体内容及其演变历程，福柯论述了三种西方传统思想中的生命拯救模式。
第一，柏拉图式的以城邦为中介的拯救模式：为了有效地关心他人，治理、监督城邦，必须关心自己。因此，在柏拉图式的拯救模式中，关心自我成为指向城邦与他人的前期准备。换而言之，关心自我是建构、治理城邦，帮助、关怀他人的手段。与此同时，由于自身也从属于城邦共同体，这就意味着自我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补偿与保障。因此，福柯概述了自我、他人、城邦、政治、公正等范畴在此种拯救模式中所蕴含的三种关系与联系，即目的性关系、相互性关系与蕴含关系。①这是柏拉图式拯救模式的典型特征。
第二，希腊化一罗马时期的拯救模式：关心自我不再直接指向城邦或其他人，而是转向自我，即着重强调关怀自我的重要性与核心性，排除了关心他人的目的性。自我关照的修身技术与实践活动成为转向自身的确定而又唯一的目标，以致达到自身的实现与圆满。简而言之，自身成为实施拯救活动的行为者、对象、工具和目的，关心自我在该时期的拯救模式中承担了一切，消除了来自他者的干扰。与柏拉图式的拯救模式相比，这种拯救模式既不再是众要素之一，也不再对城邦、他人、政治等指向开放，而是迈向自我封闭性、主体性与唯一性。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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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政治技术中的目的关系(我必须关心我自己以便恰当地了解让我可以关心其他人的政治技术)，城邦形式中的相互性关系(因为我通过拯救自已而拯救了城邦，而且，我通过拯救了城邦而拯救了自己)，第三是回忆形式中的蕴含关系。这就是关心自己与关心其他人之间的大致关系，这就是在柏拉图那里所确立的关系，而且牢固得难以解开。”参见「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1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