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并没有把生命权力与劳动力结合起来考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最主要的原因是福柯与马克思对权力范畴有着相异的界定。福柯认为，权力无处不在，无中心，散落在社会领域的各方面，因而不会致力于集中挞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这个方面有出色表现的是维尔诺，他实现了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与生命政治范式的结合。“资本家对工人的生命、工人的身体感兴趣，只因为一个间接的原因：这个生命、这个身体包含着能力、潜能、动力。生命体成为被支配的对象。这不是因为它固有的价值，而是因为它是真正重要事物的基础：劳动力是人类最多样化的能力(说话、思考、记忆、行动等的潜能)的总和。只有在获得非物质的(本身不在场)劳动力的时候，生命才位于政治的中心。出于这个原因，也仅仅是这个原因，谈论生命政治’才是合理的。”①生命体本身所内存的诸种潜能正是资产阶级关注的焦点。生命权力锁定的不是已经实现了的生命潜能，而是那些尚未被实现的、目前不存在的、不在场的、无形的潜能。“当它还没有被应用的时候，这种潜能便是资本家和工人交流的核心。”②这种潜能既能像其他商品一样进行买卖，也蕴含人类各种多样化的能力，包括那些消极的、积极的、生产性、非生产性的、革命的、抵抗的、压制的、堕落的能力。维尔诺对劳动力概念的定义区别于马克思那种体力和智力相综合的劳动力，“不是指一种特定的能力，而是与生产实践所包含的一样多的全部人类能力”①。指向生命的生命权力的双重性是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即抵抗与反抗共存于其中。总而言之，生命既是一种可以随意塑造、雕刻的生命，也具有生产性、抵抗性的潜力。前者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者成为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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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aito, Andrea Casson. Semiotext[e], 2004, pp. 82-83.
② Ibid. , p.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