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姆克认为，这种生命政治分析法可以包含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生命政治需要有关生命与生命体的系统知识。生命政治展开的逻辑基点是对身体和生命知识的扩展、延伸与改变。正是对生命的不同理解衍生了诸种生命政治形式。埃斯波西托把生命过程与免疫范畴相结合，强调生命潜在的内在性力量，从而构建了一种典型的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奈格里与哈特也看到了生命本身蕴含的爆发性潜力，塑造了抵抗帝国主权逻辑的革命性的政治主体。阿甘本基于对生命起源的最初性分析，阐发了个体的生物性生命在强大的政治权力结构前面临着毁灭性的灾难。罗斯则在新时代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知识、生物遗传知识等社会历史条件下，重新定义生物经济领域生命本身正在遭受的境遇。诸多理论家都选择从生命与政治角度出发来论述生命、政治、权力等范畴，同时，都倾向于将这些范畴置于一种网络关系之中，而不是将其视为彼此独立的实体性存在。生命就是生命政治技术的首要因素。
其次，真理体制与权力问题不可分离。这也是权力策略与技术在对待有关生命的知识时，思考两者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在权力关系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上，权力策略与生命之间的肯定性或否定性关系，不能在单一逻辑条件下被阐说，我们要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发现复杂多样的关系网络，运用动态性的、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审视生命政治实践领域诸多显性或隐性的不平等结构、价值层级体系和不对称现象。例如，在基因组学时代，生物性生命在面对生物资本主义政治技术难以想象的压榨时，生命所遭遇的改组、塑造、操控、定义、掠夺会引发何种有关种族、阶级、性别、宗教、民族、信仰等因素的价值等级结构的体验？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生命会以何种姿态与生物经济领域的资本、技术共处？谁又是这种发展理念的受益者或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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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