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必须考虑主体化形式。在生命政治思想发展线索中，主体生命过程在政治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宗教、伦理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的引导下，历经了从保卫君主到保卫社会再到保卫个体生命和健康的阶段，从被动性的关注生命、健康、医疗保健与服务转变为主动性的接受专业知识与专家的指导，从简单政治技术策略对生命过程的介入转变为受到各种复杂、先进的科学知识与基因、遗传技术的全面干涉。个体身体与生命的生物性特征逐渐被机械性质的部件取代与占领。生命陷入“值得与不值得”“高等还是低劣”“强大抑或羸弱”“提高或堕落”等的区分陷阱中，在生命政治话语构镜中远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异化、劳动等范畴。
从这些维度来看，生命政治分析法是一种分析生物性生命在权力、知识、真理、主体中如何被处置与被对待的问题，而这可以成为对生命政治思想的生物中心主义或生物学主义的回应。从历史角度来看，生命政治分析法使得生命与政治这两个范畴的具体内涵发生了深刻改变。生命不再局限于个体活着的状态或人口层面的自然性，甚至追溯到了细胞、精子、胚胎的领域，而政治也延伸到了传统政治行为与理论、权力行使、国家机制之外，生殖克隆、养老保障、健康政策都被纳入政治讨论的范围。从实证角度来看，生命政治分析法能够允许我们打破管理、学科和认知的边界，从而在不同的知识文化、分析模式和解释能力之间进行跨学科对话。生命政治分析法也会履行一种非常重要的批判功能，揭示偶然性的、约束性的现实。①在莱姆克看来，生命政治类似于一种分析工具，并指示一种研究领域，将人类学、社会学、科学研究、历史、哲学、生态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形成一个连续的、统一的研究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政治领域可以无限延伸与拓展，隐含着诸多不平等和差异性。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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