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无论是自然主义还是政治主义，都倾向于把生命置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强调的都是生命与环境的单一维度，政治成为生命与环境的中介，政治与自然存在明显的二元对立。自然、生命、政治完全是彼此独立的领域，生物学分析的策略与方法贯穿其中，没有任何历史过程的描述。莱姆克批判了这种简单、机械的生命政治：“生命政治不能简单地贴上对生命过程进行调节与管理的特定的政治活动或政治分支的标签。相反，生命政治的意义在于有能力使政治与生命、文化与自然、难以捉摸的与无争议的领域之间那种通常偶然与不确定的差异变得可见。”②
在福柯形成相对系统的生命政治学理论之前，除了莱姆克介绍的生命政治之外，埃斯波西托还补充了法国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与生命政治主题相关的新人道主义。“它不处在纳粹生物统治的划时代失败所深刻改变的历史框架之中”③，这种生命政治考虑的不再是自然问题，而是更加倾向于把历史、文化与人性考虑在内。正如莱姆克所言，“这些解释线索无法真正把握生命政治进程的本质维度”，因为“它们的概念都建立在稳固的等级制和生命与政治的外在关系上”④。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发现政治行动与实践对我们的生命的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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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7-28.
②Ibid., p. 31.
③ Ibid. , p. 19.
④ Ibid. , pp.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