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姆克除了分析以生命为政治基础的自然主义之外，还关注以生命为政治对象的政治主义。这种生命政治的政治主义主要包括生态生命政治与技术中心生命政治两种形式。生态生命政治意识到了人的生命过程所遭遇的生态危机。“现在，生命政治意味着旨在为全球环境危机找到解决方案的政策和监管措施。”①“在这种背景下，生命政治的概念获得了新的意义。它是发展政治和政治行动的新领域，旨在保护自然环境。”②此时的自然成为对人类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的东西。虽然也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但它并不同于环境决定论。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行为与制度沦为环境保护的手段，成为应对环境危机的实践。技术中心生命政治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指向了生物伦理学，二者相互交织。生命在两个方向上成为政治思考与行动的参考点。第一，由于人的生命与生存环境受到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威胁，因而需要政治从生态学的角度采取保护措施，即政治的自然化。第二，由于生物科学的发现与技术创新，人越来越有能力操控生命的自然基础，不断改变传统的自然环境，致使自然环境与人工生命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自然的概念越来越具有科学技术的烙印，从而变得更具政治化(自然的政治化)，生命形式也越来越受到生物技术、医学等科学知识的影响。①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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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1, p. 23.
② Ibid. , p.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