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不再是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而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紧密结合；医学领域也不再只关乎疾病的研究或者病人的治愈，而是在社会之中无限地拓展，开发出越来越多不确定的、未定义的医学化领域，进而成为政治斗争、政治权力技术的策略。“在目前的情况下，残忍的是，当想提到医学以外的领域时，我们会发现它已经被医学化了。当一个人想要反对医学的不足、缺点及有害影响时，需要用更完整、更精练、更广泛的医学知识来完成和实现。”①医学化无处不在。我们发现，医学健康问题非常符合生命政治的框架。虽然福柯在讲座中并没有提及“生命政治”这一术语，但是他描述了医学史发展问题，尤其是分析了医学治疗目标，从对个人清洁问题的关注转向个人及集体健康，最后直接将人体生物性生命问题纳入考量范围。这种转移鲜明地体现出人的生物性生命不再纯粹，变成了医学关注的核心和政治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十分恐怖的信号，意味着人的生命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危机。
福柯在《社会医学的诞生》中更加详细地展现了现代医学的危机，并且使用了“生命政治”这一术语。“社会对个体的控制不仅是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来完成的，而且可以在身体之中以及用身体来实现社会控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它就是生命政治，即生物性的身体、躯体、肉体最为重要。身体是生命政治的现实；医学是生命政治的策略。”②这就是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着重于对个体和集体身体、生命的考察，将生命政治的背景置于资本主义社会与政治制度之中，以及关注医学泛化的主要原因。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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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The Crisis of Medicine or the Crisis of Antimedicine?, translated by Edgar C. Knowlton, Jr, William J. King and Clare O'Farrell. Foucault Studies, No. 1, pp. 5-19, December 2004, p. 14.
② 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 84, vol. 3, New York: New Press, 2001, p. 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