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加清晰地表明“现代医学是一种以社会机体的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医学”①，福柯根据不同国家的医学表现重现了这种转变。其一，出现在18世纪德国的国家医学。国家医学即“正式的医学知识的组织。医疗职业变得标准化，医生从属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最后，不同类型的医生被整合成产生一系列全新的受国家控制的医疗组织”②。简而言之，德国国家医学的对象是国家，在宏观层面上积极地积累和生产医学知识与实践。它关注的不是劳动力的问题而是可以形成国家，能够展现国家力量的个体问题。国家提出各种改善人口健康的政策，充当起“医学警察”。其二，以法国为代表的城市医学。法国的城市医学不是以国家结构为基础的，而是与城市的扩张相结合。它的主要目标是科学分析城市区域内的拥堵、无序和危险区域，保障水和空气的良好循环，最后规划好城市格局与水流的分布。③法国的城市医学与德国的国家医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后者注重医学知识与管理的科学化，而前者对城市空间与环境要素给予高度重视。其三，以英国为代表的劳动力医学。这种社会医学类型的对象是劳动力、工人或者穷人，因为穷人在19世纪慢慢表现出一种医学危险。一方面，他们威胁着上层阶级富人的生活与健康；另一方面，对于城市的发展来说，由于他们比较熟悉城市的基本功能并且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需要施以医疗控制。于是，“出现了三个既可以重叠又可以共存的医疗系统：专为最穷的人设计的福利医学；负责疫苗接种、传染病等一般性问题的行政医学；使那些负担得起的人受益的私人医学”①。
54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 84, vol. 3, New York: New Press, 2001, p. 136.
② Ibid. , p. 141.
③ Ibid., pp. 142-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