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政治范畴下，免疫的生物医学释义，这种预防性免疫或自为获得性免疫，不再只是停留在生理学或者微生物学的学科领域中，而是被广泛应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令人恐惧的并不是免疫内涵被无限扩展与延伸，而是它成为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它在法律、政治视域下被建构成一种保障机制，获得免疫之人可以处在法律之外，不受其约束和管制。免疫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医学概念，它的运用目的和方式也不再局限于某个独立的学科。“免疫的语义学已经逐渐扩展到现代社会的整个领域，这意味着免疫机制不再是一种法律功能，而是法律成为免疫机制的一种功能。”①免疫不仅获得了不同学科与领域的通行权，而且有居于其首、反客为主的趋向。由此可见，免疫范式的日渐发展刷新了对生命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并且变成了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
从免疫范畴的原初语境来看，免疫范式最先被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随后才逐渐为生物医学领域所用，最后成为司法政治领域与生物医学领域交叉的核心范畴。埃斯波西托以免疫范式的跨学科跨领域特征及其内含的双重逻辑属性为批判武器，试图在生命政治情境之中，思考生命个体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技术中的遭遇，展现出对现代政治核心范畴与形式的解构与批判之路，从而实现对生命与政治关系的全新解释。但是，必须承认，埃斯波西托对免疫范式的运用与演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自身免疫性理论逻辑的借用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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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Immunitas, the Protection and Negation of Life, translated by Zakiya Hanafi,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