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肯定性生命政治的未来指向
埃斯波西托试图开辟一条不同于阿甘本与奈格里的考察生命政治思想的道路，因而将研究旨趣定位在肯定性生命政治的研究之上，即探索一种“不再凌驾在生命之上而是有关生命”①的肯定性生命政治。聚焦于对生命的探讨，这是意大利研究生命政治思想的哲学家的共同点。对于埃斯波西托而言，必须深刻了解纳粹政权建立的生物学生命政治的本质。只有从那里出发，我们才能有效地捕捉到他所描述的肯定性生命政治的雏形。
首先，从整体上看，肯定性生命政治是对纳粹主义三种免疫装置的解构。埃斯波西托有关纳粹主义性质的讨论更接近于阿甘本，他们都认为纳粹政权是一种生命政治的极端体现，是一种把死亡最大化的死亡政治学。但是，埃斯波西托强调的是纳粹主义的医学政治目标在生物医学的层面区分有价值的生命以及不值得活的生命，并致力于纳粹政权对免疫机制的具体操作的思索。他认为，纳粹政权在运作过程中的医学知识与政治技术的不断强化得益于三种免疫装置的相互配合、相互补充。
第一，生命的绝对规范化。在纳粹政权之中，生命与法完全重叠，即生命的司法化和法的生物学化彼此交融。一方面，纳粹政权依赖于生物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据此对生命个体进行司法审判，决定个体的生死。因此，生物医学知识不断强化着纳粹的政治统治。另一方面，纳粹政权为了维护统治，需要医学、生物学理论为其提供支撑，从而形成对生命机体进行裁决的新的法律规范，这就为生物医学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对象。医学、生物学、法学的相互渗透，不仅使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纳粹医生合法化，也使纳粹政权在宣称生命的至高无上性时，让生命个体彻底屈从于纳粹政治的法律规范。第二，身体的双重封锁。这是纳粹生命政治的核心，即精神的生物学化和身体的精神化。纳粹政党在血统论的主导下，鼓吹日耳曼种族优越论，认为犹太人、吉卜赛人等属于劣等种族，会给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带来灾难，是文明进程的破坏者，需要被不遗余力地驱逐或消灭。因此，“种族灭绝可以被定义为德国人民的精神需求”①。德国人民在纳粹政策的不断灌输下，逐渐认同纳粹所宣称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他们所拥有的身体不再属于自我，而是属于更强大的德意志民族。他们的身体与精神完全沦为为纳粹政党服务的机器。第三，出生的预先压制。“不只是对生命的消除，还包括对生命起源的抑制。”②纳粹政党认为，基于对血统与种族的考虑，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具备生儿育女的资格，不然就是可耻的。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党将这种生育的种族政策纳入法律章程，制定并颁布了《绝育法》，对有生理缺陷的生命个体强行绝育，并一直探寻更有效、更快速、更经济的绝育手段，以实现对生命有机体生育权的全面剥夺。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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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o Esposito,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with anintroduction by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