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免疫逻辑的视角来看，“自我与他者之间没有什么是不相容的。在那里，内部与外部、特有与公共、免疫与共同体交织在一起”④。这种适应性免疫被广泛运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引发了对人类生命与技术关系的诸多讨论。美国著名跨学科学者哈拉维(DonnaJ. Haraway)发出了“我们就是赛博格”⑤的宣告，认为人类身体不再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成为一种技术化生命体，一种与机器共存的混合生物体。埃斯波西托并没有集中探讨身体与机器的免疫构成，也没有把免疫系统看成高科技水平下的实践主体，而是把免疫逻辑特征转变成分析与解释人类生命与政治关系的核心方式，从而实现对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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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Immunitas, the Protection and Negation of Life, translated by Zakiya Hanafi,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169.
② Ibid., p. 170.
③ Ibid. , p. 171.
④ Ibid. , p. 171.
⑤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吴义城译，206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