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波西托对纳粹主义生命政治的解析，并不是要用这种历史事实来佐证免疫范式的运作，而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免疫范式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解构纳粹的三种免疫装置，建构肯定性生命政治。他认为：“肯定性生命政治具备推翻纳粹死亡政治的能力，从而能建立一种不再凌驾于生命之上而是有关生命的政治。”①从纳粹政权的死亡政治学角度来看，埃斯波西托的肯定性生命政治是对纳粹体制的彻底颠覆。死亡政治学是埃斯波西托建构自身政治理论的裂缝，是寻求生命政治突破的豁口。他不期待阿甘本式的弥赛亚事件的到来，也不寄希望于超越统治权力的伦理式的革命主体，而是以死亡政治学为基础，以摆脱纳粹政权死亡政治学的免疫装置为目标，试图激活纳粹政权有关肉体、规范、出生等元素的功能。其中，免疫范式的双重逻辑、生命的否定与肯定，是肯定性生命政治的有效运作机制。既然它的否定性层面在纳粹政权的指引下蕴含无穷的摧毁力量，可以给人类生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那么，这同样意味着，它的对立面肯定性层面在现代生命政治语境下存在政治解放的可能，以至于不会走向末世论。但是，这种可能性依赖于对纳粹死亡政治学的深刻理解与积极探索，同时孕育着纳粹死亡政治学的政治转向。肯定性生命政治会在纳粹死亡政治学中生成，而充分发挥免疫逻辑的肯定性力量是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唯一选择。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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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 p.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