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一位政客提出手机在印度人口中的迅速普及是富裕程度提高的可靠标志的问题时，《桑哈提》(Sanhati2010)杂志评论道：“考虑到购买手机的低花销和低廉的关税，可能一个拥有并使用着手机的人每天仅靠着20卢比或更少的钱活着，并提供了以下分析：
印度的大多数劳动力(约93%)处于无组织部门，绝大多数人除了贫穷之外，经济状况极其不稳定。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必须使用移动电话，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就业的不稳定因素迫使他们在移动电话上花费大量资金，以减轻不确定性。这并不意味着工人们在用手机聊天时玩得很开心，这表明印度工人阶层的财富在不断增长。它只是一个指标，表明在以日益信息化为标志的情况下，获得和保留一份工作的成本在不断上升……如今，手机在印度已不再是奢侈品……在快速发展的非正规经济中，如果要应付工作生活，它已经成为工人们需要花费的又一项开支。(Sanhati2010)
作者接着指出，对于穷人来说，非正规就业使廉价的手机成为一种“非弹性”商品，也就是说，他们离不开手机。由手机辅助的繁荣景象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可怕的画面随之出现”：
假设一个家庭构成，比如说，一个城市贫民窟里的五人家庭，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两个孩子和一个年长的祖父母。这家人每月大约挣2000卢比。家里有两个手机：一个给男人，另一个给女人，这家人每月要为两部手机花200卢比。女人可能会在电话前等待一个中产阶级房主提供的潜在家政服务信息(例如，洗衣或打扫房屋)。这名男子也在等待可能获得的有关工作的信息。为了保持这种联系，他们不得不进一步削减食品开支。(Sanhati 2010)
虽然这一分析是针对印度的，但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类似报告，即在生存依赖于波动和不可预测的工资劳动的情况下，穷人不得不使用手机。霍斯特(Horst)和米勒(Miller)(2006：103—4)在他们对牙买加农村中手机使用的研究中惊讶地发现，除了销售电话卡或毒品之外，没有创业机会，必须要保持“职业多样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女性不得不在家庭佣人、酒吧服务员、商店工人、农业工人和家务劳动之间周旋。卡莫迪进行了一项关于乌干达农村手机的研究，该研究发现，那些没有手机的人害怕失去工作机会，因为雇主会首先接触那些使用手机的人，因此手机成了那些从事临时劳动的人的必需品，许多家庭减少了杂货的购买，以支付通话费用。他建议我们将其视为“负面采纳”，即“被排斥在社交网络之外的代价太大，不能没有手机”，因此“有些人拥有手机，即使他们觉得用起来很昂贵”(Carmody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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