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处理突发事件
生活会因为没有工作、健康欠佳、意外事故、家庭骚乱、自然灾害和战争而陷入危机。霍斯特和米勒(Horst and Miller2006：165)观察到，在牙买加的贫困地区，他们与“几乎一直处于危机状态”的人打交道，因为这些人“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可用”。阿拉尔孔同样指出，在萨尔瓦多，“突发事件”是他在采访中遇到的最普遍的概念之一，每次我问及手机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时，他都会提到这个概念。他还说，“突发事件的正常化”也证明了“国家几乎完全没有参与到大多数社会问题中”，而这在萨尔瓦多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自从2009年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中左翼政府当选后，最近才有所缓解。
在资本的低端区域，手机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由于自给经济的缓慢崩溃和城市人口的涌入，城市里没有国家福利的供应，或者很少，而且往往是通过私有化和结构调整方案来恢复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手机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积极作用，即加强亲属或社区的社交网络，被认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网络有着错综复杂的互惠关系和义务关系，它们是共同的生存机制，在它们面前，国家和资本都失败了。它们是在穷人中间流通稀缺资源的手段，目前在穷人中，这些资源也包括金钱。
从这个意义上说，手机实际上是在帮助把无产阶级社会性的生活花销从资本中转移到无产阶级自己身上来。正如卡莫迪所观察到的，考虑到普遍的贫困，和扩展家庭网络对生存的重要性，移动应用通常代表着“防御生计策略的一部分”(2012：7)。因此霍斯特和米勒(2006：166)报告指出，与发展主义者关于移动商业成功的论述相反，他们在牙买加发现的是一种“改进”的手机经济，而不是“创业主义”“不是赚钱的方法，而是获得金钱的一种方式”。他们总结说，手机不是技术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本土资本增长，而是“低水平的再分配”，通过“赠送、交易和乞讨”，将资源从“拥有较少的人”循环到“拥有很少的人”那里(Horst and Miller 2006:119)。
第六章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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