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新帝国主义》中，我将这个理论重新表述成了一种空间和时间中的“自相矛盾的融合”，融合的一方是国家和帝国的政治活动，另一方是资本积累的微观过程。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是不同的，也无法相互还原。这种帝国主义理论要求仔细地重构这两者彼此交织的方式它们的交织尤其关系到积累的动态，包括剥夺式的积累和通过扩大再生产来进行的积累。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我试图把国家和国家体系的作用自1980年以来的变化整合到阶级权力的重建当中，这种重建凭借的是不平均的地理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剥夺式的积累和由金融主导的、基于信用的、食利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兴起。我论证了危机的形成和资本的价值丧失在某些方面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如果说危机的源头总是具体地点或具体区域的资本的价值丧失，那么危机的普遍化就依赖于传输或传染的过程。在过去30年间，倾泻而下的金融和信用危机震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国际机构的作用则是企图遏制危机—我们迫切需要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我在原版导言中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里需要再强调一次。《限度》的直线叙述使资本看起来仿佛在降生于可感知的空间和时间之前就具有了某种幽灵般的、完全属于自身的存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看起来仿佛可以按照顺序来设定，即从普遍性（例如利润率的下降）到时间性（金融危机），再到空间性（不平均的地理发展和地缘政治）。然而，倘若以为《限度》所陈述的三块危机理论是有顺序的，那就错了。它们应该被理解为危机在资本主义这个有机的统一体中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的三个同时存在的方面。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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