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不难从《限度》中（按照后记所说的方式）推导出与新自由主义国家特有的本质相关的一些看法。①
《限度》的第三部分坚持了资本积累所固有的空间性，而这是它为进一步延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的最有创见的，同时却也是最不完整的贡献之一。我当时感到，我们必须找出某种办法来把帝国主义理论重新编织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形成过程的模型当中，这些模型原本是纯粹用时间性的、非空间性的方式来说明的。我所找到的办法主要是一种简化的“空间修复”理论（空间修复指的是地理扩张和地理重组)，把它看作一种解决危机的临时方案——危机是从资本的过度积累出发来理解的（见第7章）。资本的剩余本来很可能会丧失价值，却可以由于地理扩张和时空转移而得到吸收。我还试图阐述空间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是如何由于内嵌在土地当中的资本投资（例如运输网络、通信网络和建成环境）这些投资是长期的，通常要依靠债务融资而产生的。这种固定投资的不动性与流变的、在地理上十分机动的资本是矛盾的，后者要为过度积累寻求空间性的解决方案。因此，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地理景观注定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场所，也是阶级斗争的所在之处。这一切还会导致空间格局和活动“区域”的生产(例如通过把资本资产内嵌到城市的建成环境当中、通过劳动的领土分工等)，而且区域性的阶级联盟、领土性的组织形式和领土性的治理形式都会围绕这些空间结构而出现—这一切由此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地缘政治的冲突会由于资本积累和资本的价值丧失而产生，而这些冲突主要可以通过国家体系来展开，而且的确会这样展开，虽然国家体系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出现了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理论。
2006年唯首出版社（Verso一版导言
①见《新自由主义简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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