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的思想框架中工作有一个坏处：这个框架有时会妨碍我们对它进行重新表述。当然，就“虚拟资本”的形成、金融和信用流通而言，我仍然感到马克思的粗略论述（我在第9章和第10章进行了讨论）一如既往地具有卓越的洞察力和现实意义。在写作的时候，我几乎没有额外的马克思主义（Marxian）著作可以利用。现在，就货币和金融的本质、职能和矛盾而言，《社会主义文摘》（Socialist Register）和《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等刊物的版面上充满了理论性的论述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我们迫切需要对它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综合。最近30年的金融创新是无法忽视的；鉴于近期的历史，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明显必须处于我们理论关怀的前沿。但还有一种不幸的，尽管是可以理解的倾向，即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来看待金融问题和货币问题。例如，信用体系与各种资本不同的周转时间（特别是固定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之间的联系是相当重要的。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股票市场的衰落，房地产投资不仅在美国，而且以不平均的方式在大半个资本主义世界（从伦敦和马德里到香港和悉尼）吸收了许多闲散的剩余资本。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S）又一次成了股票市场的宠儿。《限度》所提出的理论的这方面不幸只得到了极少的关注，尽管眼下我们有理由会看到1973年（当许多心比天高的不动产投资信托破产时）全球房地产市场暴跌的重演。
阶级权力越来越通过租金支付来展开，而这与凯恩斯所预想的“食利者的安乐死”完全不同。关于租金的那一章在某些方面仍然够用，但还是需要加以重新评价。正如克罗尼尔（Coronil）在《神奇的国家》（The Magical State）中指出的那样，委内瑞拉等石油国家在组织它们自身时是以对租金的榨取为中心的，而租金来自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由此产生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自然在资本主义之下具有何种价值（第11章只是简要地触及了这个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理解这些租金的流通（即使是在查韦斯手下）。石油输出国组织之类的组织攫取的是垄断租金，而不是马克思主要关注的绝对租金或级差租金。由于出现了全球性的房地产市场，城市化也成了资本积累的扩张渠道，所以资本主义的某些活力中心如香港——得以凭借开发房地产和榨取租金（包括垄断租金和级差租金）来存活，正如它们可以在其他任何基础上存活一样。人们对文化活动进发了难以置信的兴趣（包括把城市作为独特的、真切的旅游商品来出售)，知识和信息产业得到了强调，人们还组织了奥运会等场面盛大的赛事[更不用说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这样的招牌性建筑（signature architecture）所起到的作用了]——这一切所处的范围都是当代形式的对垄断租金的追求[参见我的论文《租金的技艺》(“The Art of Rent”)]。尤为阴险的是当代对知识产权的强调，例如遗传物质和生命形式变成了专利。许可、专利和版权协议的推行成了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核心问题，而为了保障这些知识产权，所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agreement）变成了在全世界维持公司和资本家的阶级权力的重要手段。专利与垄断租金是如影随形的。
2006年唯首出版社（Verso）版导言
xvi
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