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5(《资本论》第1卷，第620页)
资本积累的步伐与工资率仿佛是反向变动的。但是马克思坚持认为，不论表面上是怎样，积累始终都是独立的变量，工资率则是取决于积累的变量。最终迫使工资率上升的首先是为积累而积累的命令，因为这道命令推进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它远远超出了可用的供给。
这个模型的第一个版本让我们得以联系到资本积累的步伐中的波动来解释工资率的短期振荡。工资所代表的实际剥削率是在劳动力的根本性的均衡价值附近波动的。但这个模型所做的说明并不能保证对均衡的重大偏离在长期也不会出现。倘若劳动力供给的任何增加都会遇到强大的障碍，工资率就有可能远远超过劳动力的价值，以至几乎没有给积累留下任何东西。在这些状况下，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会受到威胁。
于是，马克思为他的积累模型建立了第二个版本。他现在丢掉了劳动的物质生产率和价值生产率保持不变的假定。在劳工的稀缺面前，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可以被用作维持积累的手段。就预付的总资本而言，这些变革减少了对可变资本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工资率，并由此让实际剥削率得到了提高。马克思注意到，这个结果是通过提高资本的价值构成来达到的。因此，“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成了“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6（《资本论》第1卷，第621页）。
159
第6章积累的动态
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