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高度简化的经济体中，收益的形式只有两种：工资与总利润，或者从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概念就是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由于s/v代表了剥削率，所以我们可以考察剥削率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关系当中的变化，以此来探讨“工人阶级的命运”的某些侧面。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可变资本（即工资总额）与剩余价值（在进一步分配之前）在社会总产品中的相对份额。马克思尽管是从价值的角度来展开分析的，却暗中诉诸市场价格，因为他认为工资可以自由地背离劳动力的根本价值。工资率—即实际的剥削率—是由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来规定的。马克思现在必须解释供给与需求的日常现实本身的结构如何能确保剥削率符合资本积累的要求。
马克思为他的积累模型建立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排除了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并假定劳动的物质生产率和价值生产率都保持不变。在这些条件下，资本积累会导致用于可变资本的支出不断增加。因此，它会“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换句话说，“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4（《资本论》第1卷，第613页）。
劳动力供给的这种增加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可以设想总人口的增长，或者现有的人口更多地参加了劳动力大军。这种数量的增加未必会与剥削率的任何提高相伴随—受剥削的大量劳动力之所以增加，只是为了与资本积累保持同步。实际上，“工人阶级的命运”可能还会改善。工资有可能上涨，而且有可能持续上涨，条件是不妨碍积累的进展。然而，倘若工资超过了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慢了积累，那么积累的速度就会做出调整：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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