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接着补充了一个颇为隐秘的说法：“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这种对生产率的价值界定为马克思提供了打倒庸俗经济学家强有力的工具。“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作……永恒……形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才会把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同一般说来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问题混为一谈，并且因此自作聪明地回答说，凡是生产某种东西……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⁵(《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93页）
凭借这种价值生产率的概念而非物质生产率的概念，马克思还可以反驳一种常见的观点：资本本身仿佛出于某种原因是生产性的。物质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由机器体系的应用所带来的提高表现为资本的一个属性，乃至资本的一种产物。资本“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16（《资本论》第3卷，第827页）。但这种现象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它不过是代表了资本家对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加以占有的能力，这种占有使得后者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89一391页)。之所以会如此，只是由于特定的阶级关系在生产中具有主导地位，而这些关系只有在大致由资本规定的条件下才会使劳动者有机会获得生产资料。
马克思关于生产率的价值界定也带来了困难。例如，它催生了一场漫长的、略显单调的辩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有什么差别。①由于按照马克思的界定，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被视为“生产”劳动，所以诸多物质生产活动（主要是在服务业和流通领域）最终被描述为“非生产”劳动，无论它们可能具有何种社会必要性。马克思论述的要点是承接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所讨论的劳动者分类，并把这种单纯的分类转换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术语。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克思想要走得更远。他肯定没有提出一种新的、更为详尽的分类，仿佛职业可以分为生产性的一组和非生产性的一组这样做恰好会使辩论回到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所界定的领地上，而马克思恰好试图把辩论挪出这片领地。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不外是说，对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劳动的任何界定都必须联系到剩余价值的实际生产过程来理解。如果我们拓宽了我们关于这种过程的视角—例如从劳动过程的内部向外拓展，把资本流通的总过程包含进来那么对生产劳动的界定也会拓宽。“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7（《资本论》第1卷，第509页）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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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14（《资本论》第1卷，第509页）